多乐游戏正规吗:

  不知从何时起，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悄悄辐射向地球的各个地方，到达最远点——南极的有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记者兼作家陈可雄。可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留下了知青的足迹。

  有人将历时至今仍不衰弱的出国现象称为“世界大串联”，有人叫“洋插队”，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这一代人前期的行为联系起来。

  这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由于某种个人原因，真实故事中的所有人名都是虚拟的，还有一点要注明的，本文与时髦的“留学生文学”无缘。

  雅加达，他面对险恶尘世却能以平静心态忍受全部灾难；科伦坡，他冷视巨大诱惑觉得自身有能力战胜一切人性弱点。

  董云浩被人称作是幸运儿，这是按照世俗观念所得出的结论，因为他继承了伯父在印度尼西亚的遗产，交完遗产税后，按美元计算还有600万之多。

  他出国一点都不艰难，用不着变卖家产，东拉西借，也用不着去考托福，找担保，更用不着因为签证问题而去外国大使馆忍受审讯般的屈辱，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到公证处证明他的确是他伯父的侄子。

  雅加达国际机场上居然有几十个人在迎候他，除了两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外，其余的都自称是董云浩伯父的至交好友和同事，而且大部分是华人，说着些带潮汕味的普通话。

  一连七天，他住五星级高级酒店，吃各种中西大菜，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博物馆及表现印尼各地风土人情的缩影公园。

  可他确实还没有学会享受，或者说，他从不知享受为何物，他童年是清贫的，靠母亲一个人在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挣钱度日，那时，每吃一次肉都会给他带来惊喜；上中学以后，只有每年春节他才有机会穿上一套新衣服，至于皮鞋则是他父亲从印尼回来时身上唯一一件礼物送给他穿在脚上；插队十年，他更是过着和陕北老乡一样清贫的日子，吃小米，喝盐水汤，一年洗两次澡，久而久之，连外形和语音都向农民转化了，以至于有一次在北京街上骑自行车违章闯了红灯，交通警察吼住他，训着：“老乡，这不是麦子地，可以横冲直撞！”

  他是1978年才将户口转回北京的，由于没关系，只有到母亲所在的街道工厂以顶替的方式接了班，虽然工种不是糊纸盒，但也好不到哪去，仅仅是改成钉纸箱，工资26元，刚好饿不死。

  即便以后他在北京某大学读了5年夜大，毕业后调入区轻工业局当技术员，穷困也几乎没离开过他，直至他去印尼接收伯父的遗产时家中都还没有一台彩色电视机。

  在印度尼西亚过贵族式的生活使他产生了一种受不了的感觉，他向律师提出：“该干点正事了。”

  律师点点头：“当然。”然后取出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以英语和印尼语两种文字打印出来的。

  董云浩粗通英语，他看了一遍，无非是律师的费用而已，他提笔在上面签了字。这样、他600万美元的遗产中就少去了30%，共180万。

  第二天，他作为印尼昌龙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来到芝利翁河东岸一座四层的白色建筑里，在全部用大理石装饰起来的宽大办公室内，开始熟悉业务，行使职权。

  他很快发现，对于商业的一套，几乎完全一窍不通，尽管他作为区轻工业局的技术员也曾到中国各大城市推销产品，与各种商人有过交道，可相比之下，那可以被称为是小孩子“过家家”，纯属儿戏。

  他不知道其他一些去国外接受遗产的中国人是如何应付局面的，但听起来似乎都很快有了大亨派头，并且还有发展，比如英美烟草公司一家分公司的董事长去世后，就由其抗日时期与一个中国女人生的儿子继承了遗产，那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生活，也属普通人行列，可一接手后，立刻频繁出访各国，还要在中国最大的烟草基地云南设立分支机构，甚至想与昆明卷烟厂合作。

  而他似乎没这个本事。首先，他难于与女秘书和谐起来。那个总想服务到他床上去的印尼姑娘由于他对她的冷漠而故意处处使他为难，许多文件借口找不到而不拿给他看，有些客户找上门来被她给拒绝掉，而一些使他进入印尼商界社会的机会，也被她将请柬扔进了碎纸机。

  他不明白自己洁身自好，不以权势占女秘书便宜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当然他更不知道，女秘书由于不能与董事长有特殊关系而每月少收入几倍于工资的印度尼盾，她就是因此而心怀不满。

  至于一直自称为他伯父忠实部下的总经理黄先生表面上对他唯唯诺诺，非常敬重，而实际上却在做亏本生意，从中捞取大笔回扣，打入个人账户，其他一些职员同样行事，只是将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他们甚至用公司的钱为自己上了巨额保险，还每人购置了一套公寓，以办公用具报批的方式销账，房子则转到了自己名下。

  两年之后，董云浩多少了解了一些印尼商界情况，也能讲印尼语之后，才发现了自己所继承的600万美元已经所剩无几了，他公司的股票更是分文不值，而这些股票80%都在他名下，是总经理花言巧语劝说他为了更好地垄断公司买下来的。

  董云浩终于明白他从一踏上印尼的土地就在别人的圈套之中了，更为愕然的是，坑害他的几乎全是他伯父的所谓至朋至友，一色的中国侨民。

  他又一次体验到人心之险恶。在插队时他就开始领略到这种人性中的阴暗，低劣和了。有一次延安地区要从知识青年中招一批中学教师，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人生的机遇，由于他老老实实，颇受贫下中农好评，公社招干办公室已经内定录取了他。然而，在公布名单前夕，他的窑洞门口忽然出现了一条与他字迹相近的“反革命标语”，他被作为了第一个怀疑对象，因而从录取名单上被勾掉了，一个女生替代了他。几年之后，这个女生因失恋而引发出精神病，在理智不清时说出那条“反革命标语”完全是她一手炮制的。

  还有一次，他被生产队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他的另一个竞争者以最贴心的朋友的身份告诚他：在这种时刻他必须更要强烈地表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而结果是他被评为县一级知青先进人物，他那个朋友却上了陕西师范大学。

  他没有过多地记恨他们，甚至多少宽容了他们，这倒不是什么高尚的博大，仅仅是一种善良，他觉得身边那些农民能够生存下去，他也用不着有什么更多的欲求。

  在印度尼西亚，他发现公司濒于破产边缘时，也同样萌生着一种念头：既然那600万美元本不是自己挣来的，失去了它也就并没什么可惜。

  他用所剩不多的现金以股面原值购回了流散于社会的10%的股票，他不愿意让人指着脊梁骨骂大街，虽然他已经领悟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真谛，懂得善良对于商界来说是致命缺点，但他还是无法使自己的天性泯灭。

  那幢四层办公楼成为了别人的财产，连同里面的一切，包括女秘书都再也与他无缘。不过，他还有一个去处，那就是伯父围在椰树林墙中的一千亩橡胶园，这个橡胶园在印尼最长河流梭罗河的边上。

  他犹豫了再三，没有把橡胶园卖掉携款回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将妻子、女儿、老母亲接到印尼，让她们享受田园生活。橡胶园终究是父辈们赖以起家的事业，他不能做不孝子孙，将其从自己手中丢失。他相信，一切磨难他都能应付过去。

  在那个被僧伽罗语称为“乐土”或“光明富饶的土地”的国度里遭遇抢劫，是吴娜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为了办理那张中国古书和佛经上称为狮子国或执狮子国的斯里兰卡护照，她已经损失了6万人民币，这是她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辛苦10年的全部积蓄，当然不仅仅是每月200元的工资，还有每做成一笔生意的回扣及陪外商和港客跳舞，听歌时的酬劳。

  到达科伦坡后，她曾查询过斯里兰卡移民机构，她的护照是真的，被绝对认可，只不过有人私下告诉她，当地警方和移民机构只各收一千美元就办理一个移民手续。而帮她办护照的那个北京人指天发誓说一分钱也不赚她的，否则出门让汽车撞死。

  那人没让汽车撞死，后来在斯里兰卡办赌场时发生内讧，被人用酒瓶子砸死了。吴娜还为他去送了葬，不管怎么说，她命运的转折，人生的变化他是出了力的，他本来是对她有之求，被她严辞拒绝后才赚了她的钱，何况，他可能真有几分爱她。起码出国之事是他主动提出的。

  吴娜被抢是在一个叫亚当峰的地方，那是斯里兰卡的圣山：也叫圣足山，离科伦坡不太远。

  在刚刚抵达斯里兰卡的浮躁之中，她需要去宗教氛围中寻找一点安宁。因而她乘坐老式英国公共汽车，到了亚当峰下。她没有注意到几个黑人青年对她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她像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一样，傲慢地，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

  一个黑人将她推倒在地，另一个黑人一刀割断她挎包的皮带，扬手一扔，第三个黑人接过挎包后，很快就消失在杂乱无章的建筑后面。

  她承认，她是在只要能出国，到哪个国家去都无所谓的念头驱使下来到斯里兰卡的。如同当年去插队，分到哪个省都一样。当然，也有质的不同，二十年前是为了响应号召，而如今则是为了主动改变一种人生方式。

  吴娜在上海生活得太无聊了，自从丈夫去了日本留学不归，并给她寄来一纸离婚协议书之后，她就感觉到情绪低落，灰暗甚至万念俱灰，以往的朝气消失殆尽。

  确实，她太爱丈夫了，为了这爱，她长期避孕，唯恐两个人中间产生的“第三者”影响她对他的情感，然而，痴心女子无不发生的悲剧必然地也落到了她身上。后来，她听说丈夫在变卖家产出国前就已经和复旦大学一个女大学生有了海誓山盟，并且悄悄地将那个姑娘也办出国去。

  当她有一次浑浑噩噩在外滩行走，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桑塔纳牌汽车撞上时，吴娜害怕了，怕自己才35岁就衰老，怕自己竟毫无能力与命运抗争。不，她绝不是一个这样的女性！也就是在此刻，她萌生了出国去的念头。她还清楚记得，在新生产建设兵团的大批知青因不能像其他兵团知青那样大返城而唉叹、咒骂时，她却以400分考入了新疆某大学外语系，在毕业分配时，又力战群儒，以上告自治区领导的方式迫使校方换掉一个新疆学生，使自己回到了上海。

  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任何一个人都还会有明天。当然，对于一个35岁的女性来说，明天不是很多了，于是要格外抓紧她离了婚，也出了国。她不是让前夫重新认识她的魅力和能力，她再也不想为别人而活着，她只想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复杂些，变得辉煌些。

  到斯里兰卡来干什么，她不是没有过纷纭的想象，甚至她最坏的打算是去农村耕种一块土地，以她插队十年的经历，是可以伺候好一片庄稼的。不过，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帮她办护照的那个北京人还没放弃对她的死死追求，听说她急于找工作，便将她带到了市中心处一家中国人开的赌馆内。

  他们为吸引更加多本地赌客，一直在招聘一些姿色上乘的中国女性，以三点式泳装着身作为服务小姐周旋于豪赌者身边。

  “包吃，包住，月薪一千美元，套住大款还可以抽头，至于再有特种服务，所得全部归己。”赌馆老板一眼就看中了吴娜。

  她能抗拒这种诱惑，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中，她都没有用肉体和人格去换得命运的转机。

  也许不少女知青都有过她这样的经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她被公认为是几十个女知青中的公主，心术不正的连长向她发起了进攻，所给与的代价几乎全部是当时知识青年连做梦都渴望的：入党、提干、招工、上大学。

  她拒绝连长的后果是被派到离连队最远的一块农田中放水，那是连男知青都难以接受的工作。一百多斤重的四道闸门靠人力搬上搬下。距离连队驻地二十多华里，有时还有孤狼出没于此。

  她坚持下来了，当她和一双贪婪凶恶的狼眼对峙长达十个小时之久时，她感到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和怎样去完善自己并不漫长的生命。

  每当她想起这段知青生活时，她就觉得生活中再不会有什么更使她感到困难和艰难的事了，她自信能战胜一切人性的弱点！

  她用口袋里唯一的美元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那是从一个商店老板那得知的信息：斯里兰卡需要大量的中国廉价电池。

  英国商人笑了：“我曾经与贵国打过一次交道，除了损失一万英镑的差旅费外，一无所成。”他耸耸肩膀，摊开双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研究研究。”

  幸好，她用英国公司的招牌使不少急于销货的老板受宠若惊，她施展了10年魅力的外贸公司更是她最好的贸易伙伴，英国商人聘用了她，任命她为中国部经理，年薪一万英镑。在斯里兰卡，她有了房子，有了汽车。

  英国老板曾经很绅士地向她表达了一个50岁男人的爱，她拒绝了，并等着他向她提出辞呈。然而，绅士毕竟是绅士，英国老板将工作与爱情分得一清二楚，他不但没有心怀不满地开除她，而且从第二年起加薪30%。

  她不是不需要爱情，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她作为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的女性特别渴望抓住每一次爱的机会。核心问题在于，她对外民族的男人，实在爱不起来，她也不相信其他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女性能在身心与对方完全和谐。

  在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张被放大成24寸的黑白照片，那是她十八岁时的倩影，身穿一身黄布装，梳着两根短辫，扛着把铁锹，站在漫漫无际的沙堆前。

  曼谷，他的公文箱内放着带消音器的手枪和2500克；香港，她梦想进入亚洲小姐的决赛圈却最终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第39任情妇。

  一个男人提着鳄鱼皮的公文箱，漫不经心地在街上走着，其实整个身心都在注视着四周，唯恐有警方人员或什么黑社会杀手盯住他，因为他的公文箱内放着带消音器的手枪和2500克。这些毒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批发价为200多万美元。

  这是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王宫附近，透过椰林的缝隙，能够正常的看到林立的佛殿和浮屠。

  他要将产自于“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转交给一个接货人。那个称为香港客商的家伙则应该付给他20万美金的现款，而他这些质量上乘的俏货是花5万美元在清迈市郊一个小镇上与坤沙先生的部下交易成功的。

  这种买卖利润之高足以使一切想发财的人铤而走险，他只能算其中一个小角色面已。但他却是老手。

  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出身的毒贩子，祖籍在云南省昆明市，他16岁离开故主，上山下乡，屈指算来，至今已经有22个年头。

  他很想回到他当年插队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条叫做大盈江的清澈流水，他曾和傣家小伙子一块光着身子在里面洗澡，也偷偷地钻到芦苇丛中去窥视傣家“小卜哨”在河湾处愉快地沐浴。

  很难说是不是插队的经历使他冒险的基因得到了萌发，本来，他在昆明市第X中学读书时是全班有名的胆小鬼，不敢从房顶上跳下来，也不敢从墙头翻出学校，不敢学习骑自行车，也不敢下水练游泳。

  到盈江县插队以后，为了表示他刻苦改造思想，他异乎寻常地将怯懦性格克服掉，像穷得太久了的人一旦有赚钱机会就大捞特捞一样，他自从发现这样一个世界上本没什么可怕的事便比常人强烈一百倍地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胆小鬼。

  他敢抓蛇，并且将蛇缠在腰里当裤带，他学会了游泳，有时一口气游上4个钟头，他敢烧土蜂窝，那是一种能将人蜇死的毒蜂；他听说山那边出现了狗熊，抓起一支老式猎枪就到山里转了3天3夜；他敢在百米陡崖边倒立，崖下是奔腾不息的江水和兀立出水面的礁石；他故意从牛棚中放出发情公牛，然后再用绳子去穿牛的鼻环以制服它。

  像吸毒一样，渐渐地他对冒险举动上了瘾，他需要各种强烈刺激以平衡心理，使他忘记少年时被人称为胆小鬼的屈辱。

  1971年，他和一伙昆明知青越过边境线，走私些东方牌手表，卖给知青们。每块表他能赚5元钱，按当时的物价，他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5两很容易出手，5公斤也交易成功，他决定再进一步，从事的提纯物的生意。

  他把毒品交易场所挪到了曼谷，对于向外国人出售毒品，他良心上没什么负担，他一直认为，外国吸毒者没什么好人，一般来说都是男盗女娼，毒品仅仅是对这些罪恶深重的人们一种法律之外的惩罚而已。

  他以假结婚的形式取得了泰国的永久居住证，这种方式在泰国颇为流行，一个中间人为想移居泰国的人找一个泰国农村姑娘，办理真正的结婚手续，登记为夫妻，再取一个泰国名字就可以定居泰国了。一般费用为5000美元，大约合十几万泰铢，其中2000美元给女方，1000美元给警方，中间人得到2000美元。

  其实，李一飞从没见过新娘是什么模样，他也了解这一个新娘以后照样可以嫁人，只不过不再办理正式婚姻登记而已。

  无聊之时，他参观过曼谷每一座寺庙，那大概有400之多，也到占地20多公顷的大王宫欣赏过玉佛，到卧佛寺瞻仰过重5.5吨的纯金大佛，他逛过妓院，在无上装餐馆吃过饭，和人妖交过朋友，乘坐木舟在蛛网般的河道上领略曼谷夜景，甚至还去拥有32个成员的佛教徒联谊会总部捐过一万铢泰币。

  他也有过爱情，那是一个昆明某大学的女大学生，单身跨过边境，经缅甸到达泰国途中，以卖淫的方式前往曼谷时与他偶然相遇的，一夜风流过后，他发现他爱上了她。

  但是，这爱情太短暂了，当他把她带到曼谷并为她买了一张假护照之后，她不辞而别，飞到法国去留学了。

  当他在大王宫附近准备交接2500克四号和25万美元现款时，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毒品买卖，这笔钱收回来他的银行帐户上将会出现第七位数。

  没有警车突鸣，也没有一阵枪声弹射来，但他的心跳在交货的一瞬间达到了120以上，全身剧烈膨胀着，那种强烈刺激不是任何东西所能替代的。

  1986年亚洲(香港)小姐决赛在香港如期举行，一群如花似玉的姑娘身穿泳装，腰肢轻摆，款款走上台来，接受观众和评委们的尖刻、挑剔的评判。

  胡萍关上了录相机，放下遥控器，伸手从镀金烟罐中抽出一支香烟，那烟罐配有自动装置，在抽出香烟时，自动点火器的喷嘴上冒出一股黄色的火焰。

  胡萍探身点燃了香烟，呆呆地透过青雾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屏幕液晶显示电视机，神情有些凄楚，苍凉。

  她已经看过十几遍利智获得亚洲小姐头衔的选美录相带了。对这个身高1米65，体重47.5公斤，胸脯高耸而又绝不过分的上海姑娘半怀羡慕，半带嫉妒。

  胡萍是广东省X县城人，1974年初中毕业，因家中无权无势，不能留在城里工作，并不心甘情愿地到了罗浮山边缘地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她长得很美，按广东话说叫很靓。一般人看上去绝不认为她是广东籍人，因为广东姑娘大都黑而瘦，肤色缺少光泽，脸型又太向里凹，胸脯过于平坦，她却有着江浙女子的苗条，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又有着北国姑娘的挺拔，尤其那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为她更增添着妩媚。

  由于当时正在严厉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坏分子，以她“全公社第一美人”的姿色居然没有被某些横行霸道的公社干部侮辱，这算是她人生中一大幸运，也是唯一的幸运。

  省里某剧团的一个导演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来她所插队的地方观摩思想宣传队的汇演，自认为火眼识真金，一下子看中了她，便将她招进了省某剧团，去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女主角李铁梅。

  可惜，美妙的时光并不长久，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革命样板戏”成了众矢之的，在全国范围内都停演了，一部部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心态的剧本被作家们写了出来，还有一些被淹没了十年的老剧目又重新搬上舞台，她陷入了困境。

  倒不是她反对打倒“”，也不是她对有什么怀恋，主要是她除了李铁梅之外竟然演不了什么别的角色。演李铁梅她可以尽情模仿“样板团”，可一些她听都没听过的剧目使她无从适应。

  尽管她还是那么美，尽管她起码已经向三个导演全方位地奉献过这种“美”，但导演们让她试了几个小品之后，几乎众口同声地说她属于那类俏得标志傻得可爱的女人，用他们拿得出来的话，就是：文化素质低下，艺术细胞太少，生活经历不足，表演技艺拙劣，简单讲，没感觉。

  她以上帝配给她的本钱寻找过不少能给她机会的地方，她去北京考电影学院表演系，主考官委婉地告诉她更适合去当一个模特(在表演艺术家们眼中，模特是活木偶的名词)；她去电视台应聘过节目主持人，招聘者很不客气地请她先练三年普通话再说；她还到一个电影摄制组去毛遂自荐，要求演女主人公！可后来只演了一个有三句台词的大群众。

  然面，能满足她这个条件的人太少了，而大多数人则无能为力。因而，那个偶然的机会才使她投向一个香港人的怀抱，随即跟着他去了香港。

  那是她在陪一个来广州挑演员的电影导演参加舞会时的事情。当时舞厅还是风毛麟角，除了几家涉外饭店就是有大客厅的权贵人家才能举行，当然工厂的食堂、学校的球场每到周末也组织年轻人跳舞，不过那只能算群众娱乐，胡萍不会带电影导演去那种的地方。

  他们去的是某大饭店的舞厅，跳舞者以外国人和港澳同胞为主，女士们则大都是有本事混迹上流社会的贵妇，千金和文艺团体的演员们。

  她和电影导演只跳了两个曲子，一位西装革履、风度非凡的中年矮男子便来到她面前，非常有礼貌地请她跳一圈慢三步。

  她微微笑了一下，这一类的语言在她耳朵里响得太多，以至于都生了茧子，然而，后面的话她却不能不注意听了。

  “你应该去香港参加选美，不但有可能当选亚洲小姐，还可以去角逐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那个男的步履轻捷，但又极其绅士，绝不像有些色心毕露的男人一上来就把她搂得紧紧的。

  这是她第一次听说选美这个词汇和这种活动。她兴趣盎然血脉膨胀，忘记了电影导演，一曲又一曲地和这个自称为香港某公司经理的男人跳了下去。

  这个男人给她讲了许多个选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和她的梦产生共鸣，以至于她不能不问：“我怎么样才可以去香港参加选美呢？”

  那个男的淡淡地说：“这包在我身上。能推荐胡小姐这样的大陆美女去参加选美，也是我的荣幸。”

  以后的一切都有点像现代神话了，先是她脖子上出现了一根当时少有的精美金项链，而后她一只崭新的皮箱中塞满了高档连衣裙，再后她在小县城的家中摆上了一台方圆十里罕见的十八寸彩色电视机，最后她手持一张赴香港探亲(天知道，她家祖宗八辈没一个人离开个那个小县城)的护照跨过了罗湖海关。

  到香港以后，她住进了那个男人(他叫翟文)在半山区的豪华别墅，此时她才知道这位翟先生是一个有着一亿元港币以上财产的大亨，除了一幢22层的办公大楼外，光别墅就有3座。

  翟先生没有食言，当他也像导演们一样在床上审视了她的美之后，就开始为她参加1982年亚洲小姐竟选做准备了。

  首先他为她花巨资办下来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否则不能报名，而后专门为她请了形体训练教师使她三围更如和谐，最后是利用新闻媒介暗示她有压倒群芳的一切先决条件，

  此时，她多少了解了一些香港选美的情况，条件并不苛刻，只要年龄相当，品德上无可挑剔，即可参加，而一旦夺冠，不仅奖品丰厚，名扬海外，更会被演艺圈争夺，成为影视界的红星。

  所有这些结果，都正是她梦寐以求、渴望已久的。她没理由不感谢霍先生，也没理由不把自己的美任他尽情欣赏和享受。

  在一千余众的初赛中，她顺利过关，进入了复试，当她泳装一穿，在评委面前稍作娇态，立时将看惯了香港本土少女瘦骨嶙嶙或短腿粗腰的审美权威人士看得目瞪口呆，马上决定她能进入准决赛圈。

  准决赛圈为三十名艳女，再经一番竟技之后，只能有一半人参加决赛，争夺亚洲小姐的桂冠，但是，不少评委们已私下认定此届大赛最佳头衔非她莫属了。

  她也认为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即将来临了，她甚至已经打电话给广州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在决赛时收看香港电视。

  然而，亚洲(香港)小姐决赛时没有胡萍露面，原来她连准决赛圈都未能进入，公开原因是因为她年龄已超越，她1958年出生，其时刚好超过标准一岁。可是，她报名时居然没有人指出这一点。

  还是翟先生解释了其中奥妙，她报名时由霍先生部下一手操办的，报名处根本未验查身份证，她的职业则是某公司的女职员，其实她连这个公司在啥地方都不知道。

  她绝望了，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又是翟先生安慰了她，并请人专门为她写了一个剧本，投资拍了一部电影，由她出演主角。此电影拍出来后毫无影响，被评当年最不上座的十部港片之一。

  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心灰意冷，心甘情愿地给翟先生当情妇，并为他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慢慢地，她知道翟先生在她之前有过不少女人，但她是最满意的一个，甚至想离婚而娶她，只不过他妻子的娘家是颇有势力的贵族，对男人搞情妇持容忍态度，但若离婚则认为有辱门风，万万不能。

  后来，她也听说，香港真正最漂亮的女人正常的情况下都很难参加选美的最后角逐，她们在刚一被人发现后，就立刻被大亨们利用各种手段占有，金屋藏娇，霸为已有，不许她们再抛头露面，以免鸡飞蛋打。获得选美桂冠的少女大都是二流角色。

  这些情况对她的心理平衡多少起了些作用。但是，一旦闲下来时，她那想使自己的美被社会认可的欲望就会泛起，使她心境难以真正平静。

  由于有钱，由于有时间，她参加各种健美训练，一周二次进行长时间的美容医疗，尽管现在她已三十出头，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都比刚来香港时还年轻漂亮，这也是翟先生这么多年还依然对她感兴趣的最根本因素。

  每当浴后站在宽阔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如脂如玉的肌肤，曲线诱人的身体，她总会生起一种愤愤不平的感觉，也会想起她在插队时以美而少去了许多磨难的经历。

  她依然在寻找机会，她相信还会有机会，当年插队，大家都顶着烈日，到烫人的水田中去拔草，她不是轻而易举地到鸭棚中去拾鸭蛋吗了？！

  她下决心筹备一次环球夫人大赛，不惜掏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欲望总是会使人产生不可遏制的冲动的，这就是她的人生。